献给T77次列车，它使本文得以诞生
一
我是在火车上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我知道我的身体是在高速前进，但我感觉不到这种速度。可以问的是，这样一种身体的速度对于文本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身体的每一次晃动又是怎样在文本中留下了痕迹？随着这种晃动是否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词语从身体中溅出？但现在，我仅仅想着那个大限将至的苦修士，在他撰写回忆录时他感受到了怎样的速度？除了日复一日的修士生活的缓慢匀速之外，他肯定感受到了死亡来临的加速度，他的文本因而构成一种与死亡的赛跑。但是我错了，这只是一个意大利人虚构的故事而已，书中真正出现的只是这位符号学家身体的速度——缓慢、细腻、算无遗策，他甚至能用他的缓慢来编织出那位苦修士与死亡赛跑的迅速。
这篇文章不可能写成一篇论文，因为它只是回忆。因为在写作之时它所讲述的书并不在场——不在手边，这与那本书的性质不谋而合：它只是对那本叫《玫瑰之名》的回忆录的回忆。或许我以前读过它，但我并不确信这一点，因为我无法证明我的回忆不是想象。那么让我虚构吧，正如可能存在的那位意大利人曾经虚构的那样。
现在，在我手边存在的书——一本是叶芝，一本是昆德拉——那样安详地躺在桌子上，或许我的回忆仅仅是它们所激发的虚构，正如所有的书都产生于另一些书。这两本书或许就将主宰我的回忆。但还是让我回到那位可能存在的意大利人所虚构的书吧，此刻我想通过回忆来述说它其中包含的——或者不如说我自己所设想的真理。
什么是真理？年轻的见习修士阿德索肯定想问威廉这个问题。威廉或许会告诉他，真理是通过追究痕迹所获得的东西。那么什么是痕迹？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痕迹，它形成一些符号，指向一些隐秘的东西，可以通过不断地假设、验证、再假设来寻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符号学方法，而它显然来源于希腊理性。阿德索肯定会继续问：那么修士生活所遵循的天主教教义呢？它们是不是真理？威廉肯定会说是。好了，double truth，“双重真理”。
但年轻的修士并非生活在真理之中，他——还有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身体之中。因此还可以问的是：身体和真理是什么关系？身体是否处在真理的压迫、控制和改塑过程之中？我们常说“为真理献身”，是否意味着只要是真理，就可以为之去死，不仅自己去死，而且让别人去死？我们的身体除了打上胎记之外，是否还打着那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真理的烙印而永世为奴？那种被称为“真理”的东西，难道不会是一些人为了统治另一些人而发明出来的骗人的玩意，然后再在某些奴性十足的人那里成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东西？
Aquinas在论述“双重真理”时肯定不会想到，在后世有一位诗人活到八十岁高龄还能写出一本《双重火焰》来与之对抗和对称。这双重火焰就来自身体，红色的欲爱火焰与蓝色的情爱火焰在一个人的体内反复烧灼，构成炼狱。阿德索就身处这样一种炼火中，他整天想着一位女孩，想着“你的眼好似鸽子眼……你的乳房好似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同修士生活所要求的禁欲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但它也有它的“真理”来源：被奉为经典的《雅歌》。
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上对《雅歌》的解读吧。“他的右手放在我头下，他的左手将我抱住”——这样一个简单的情爱动作被众多伟大的神学家们的法眼一看，成了“右手代表基督的人性，左手代表基督的神性”，“右手代表理性，左手代表启示”，“右手使人领悟，左手与人合一”，真是妙论迭出。但还是让我们忍住笑声吧——那会让这些伟大的神学家们指斥我们堕落和恶俗的——我想问问这些神学家在读到被阿德索朝思暮想的那些段落时，他们的身体真的一点反应也没有吗？肯定有反应，并且反应大得让他们感到恐慌，感到必须用一套庄严的微言大义将其覆盖。这样，他们头脑里的全部智慧也许都来自对自己身体反应的恐惧——“他身体里的各省都背叛了”，背叛了他们应予效忠的真理。因此智慧不过是对身体叛乱的镇压，是对身体火焰的恐惧。那些异端教派诸如多尔西诺，不过是为被压迫的身体重新讨回失去的权利而已。《雅歌》肯定了这种权利，因为真正的智慧者知道，律法需要以爱来成全，这种爱不是纯粹的精神之爱，而是伴随着对身体的唤醒和赞美。只有这样的爱才能消弥律法本身具有的冷漠和无个性，才能化解一种禁欲的理想必然带来的怨恨，以及滑稽。
我们已经在上面的神学家那里见识了滑稽，但我们还需要看看禁欲的修道院生活所带来的怨恨。怨恨，如尼采和福柯所说，是一种被权力话语塑成的自我技术，它是真理对身体的压迫带来的必然结果——当身体在一种真理的逼迫下不能实现自身的欲求，它就转向反对自己，并殃及其他的身体和真理。乔尔戈，这位瞎子修士，不仅未能因眼盲而获得更高的智慧，反而出于对自身身体的恨而恨其他的真理，恨其他的人。他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上涂满了毒药，让人读后致幻并自杀。正如威廉修士指出的：
“敌基督可以从虔诚中产生，从对于上帝或真理的过度的爱中产生，如同异教徒来自圣人，被统治者产生于统治者一样。阿德索，要警惕预言家和那些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人。因为他们通常会拉上众多的人与他们同归于尽，经常是先于他们，有时则替他们去死。乔尔戈做了一件恶事，因为他对真理的爱的方式过于卑鄙，为了消灭谬误他可以不择手段。乔尔戈之所以害怕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也许因为这部书能教导人们如何歪曲真理的外表，从而不会成为自身幽灵的奴隶。也许，热爱人类的使者所执行的使命，就是让人们面对真理大笑，或让真理自己发笑。因为，唯一的真理是学会解脱对于真理无理智的狂爱。”
这里出现了第四种真理，确切的说是第五种——在希腊理性、天主教教义、《雅歌》之爱和希腊悲剧真理之外的喜剧真理，亦即笑的真理。乔尔戈知道，笑是身体对神学真理发动本体论攻势的原子武器，他要在真理被身体打败前首先毁掉身体的武器库；当然，这也包括毁掉那些知道或拥有这种武器的身体。我们知道，昆德拉是本世纪的氢弹专家，我手边的书中就传来一阵阵笑的核爆声。如果乔尔戈知道昆德拉的存在，他肯定会在《巨人传》、《堂吉诃德》上涂满毒药。
但乔尔戈不可能也不想知道，有两种笑：一种是对具体的、无反思的真理的笑，它只是人在面对一种不知自身界限并因此变得滑稽的独断面前的笑，它实现着身体与真理的和解，化解着真理所造成的身体的紧张。另一种笑——其实在乔尔戈冷峻的面容深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笑，它是对真理本身的嘲讽，对于任何试图寻求、思考真理的行动的嘲讽和怨恨。这种恶毒的笑加剧着身体与真理的紧张，它后面是身体由于真理的过度压迫而来的怨恨。
叶芝《在学童中间》最后一节写道：“身体并不为取悦灵魂而自残。”乔尔戈是否能听懂这句话呢？
二
在我的回忆中，这本回忆录讲的还不只是身体与书或真理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亦即神义论问题。苦修士阿德索当然相信神的正义，他这本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要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寻找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消息。但是很可惜，他没找到，他找到的只是一些碎片：“我的考证工作结束了，我面前也有了一个小藏书馆。它象征着那不复存在的大图书馆：是一个由破碎的书页、引文、断句和残缺不全的书籍所组成的藏书馆。”这里涉及到世界的偶在性和残缺的问题，亦即某些痕迹的不可识读性。
恶起源于什么？恶产生于神的意志吗？起初，修道院的修士们都这样认为，它们援引《启示录》来解释那已发生的暴力和血案。这是来自《新约》的神义论和末世论。而威廉修士虽然反对这种理解，但他仍然认为所有的痕迹都是可以识读的，可以通过假设—验证的方法一一予以破解。威廉修士起初也是一位宇宙的完备和必然性论者，他相信在整个事件后面有一个总的邪恶意志的计划。但事实并非如此：血案即非上帝的意志和正义的实现，亦非纯粹的人的计划的产物。威廉修士不得不承认：
“在追踪乔尔戈的过程中，我想寻找一个理智而恶毒的心灵所制定的计划。然而，根本没有什么计划，更确切地说，乔尔戈对他自己最初的动机失去了控制，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因果关系。它们自行发展，产生出各种与任何计划无关的联系。那么，我的智慧从何而谈呢？我固执行事，寻求一种酷似规律的东西，而我早应该明白，在宇宙间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正是在这里，世界的偶在性表现出来：总有一些事是偶然的、不可控制、不可以必然性预期的东西，无论这必然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理性。这样，词或痕迹的残缺性也最终显现出来：词与物之间、痕迹与终极真实之间始终只是偶然的、隐喻的关系，而绝不可能是被理性或其他的逻辑先予决定的非此不可的关系。正如威廉修士最后所说的：
“我们头脑中想象的规律就象是一张网，或是一架梯子，用途是捕捉猎物。但事成之后应该把梯子扔掉。因为你会发现，它虽然有用，却毫无意义。工具用完了就应该扔掉。”
但是，阿德索仍然固执地寻找终极真理，虽然他意识到词和痕迹的残缺性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终极真理——那个大图书馆是存在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存在；虽然记忆本身也是残缺的。在痕迹与终极真实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喻的关系，这种隐喻的建立需要依靠每个个体身体的记忆——它不是普遍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个体性的、身体性的关联。正是在这里，那位意大利作者才不仅仅只是福柯的小说家翻版或昆德拉的笑声的同行，他的问题在深度上获得了一种个人的性质。这一问题即个体的专名或自传问题，亦即身体与真理如何获得一种并非由爱、怨恨、笑声和理知构成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解就是记忆。
《玫瑰之名》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一本记忆之书。它的真正主角是记忆。记忆是身体化的真理。不是在笑，也不是在《雅歌》所昭示的身体之爱，而是在个体不可让渡的记忆中，真理和身体才得以融合，真理才进入到个体的专名（“玫瑰之名”）中来。这个名虽然是空名——正如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实际上所是的那样，但它能通过回忆而获得实在性，并且指向一个更深更远的背景，正如普鲁斯特所显现的这是时间本身的力量。在这里，虚荣、欲望、爱、笑声和机智都淡化了，这是基拉尔所说的“重现的时光”，是一个人终于发现自身的本真之所。记忆作为真理，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其自身（Ereignis），这真理已不是知识、伦理或宗教意义上的真理，而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敞开和无蔽。
这里有某种叶芝所说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在阳光下我抖落身上所有的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身体枯萎了，但这是自然的枯萎，因为身体并不是不朽的。这种智慧不是通过身体的自残而获得，而是时间本身开始说话。
但是，这难道不是那位意大利人的虚构？“往昔的玫瑰”难道不是根本不曾真的存在？是的，它只是作为一个虚构的名存在于书里。这是写作本身所具有的缺口。但正是这个缺口使叙述的完满成为可能，也使小说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诗”：它作为可能性，比历史更真实。我回忆它，就是回忆一种真实，即使这只是他的虚构或我的虚构。
我的回忆结束了，在我面前有了一篇文章，与我手边的两本书摆在一起。我不知道它是否能让人们和我一起回忆那本可能存在的书。不过，每个人仍然要用自己的力量将那本书虚构出来，因为——
“昔日的书存在于它的名字中，我们拥有的只是这个名字。”
一行写于2001年2月
